假如1979年榮毅仁成立的不是一家信托投資公司，中國的信托業會晚生多少年？現在有沒有？榮毅仁為什么要在他那家承擔著重要歷史使命的“窗口”公司中，冠以“信托”二字？這到底是一種偶然還是歷史的必然？
長久以來，[瑞豐離岸公司注冊、離岸貿易投資服務] 這個問題像幽靈一樣纏繞著我，直到我讀到這本1933年出版的《世界信托考證》。
該書作者程聯畢業于美國大學經濟系，曾服務于美國信托公司，美國信托業的發達盛景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時也啟發他在中國創辦信托公司的想法。“目睹該國信托事業極為發達，回國后有志創辦一中國化之信托公司”。1930年，上海信托公司創立，程聯任董事和總經理。
1933年，通過總結世界其他國家信托業的理論和實務，同時進一步思考信托本土化問題，程聯編著了《世界信托考證》一書，成為當時最重要的信托業專著之一，“各大學商學院因而先后添設信托學系，采用是書為課本或參考書”，同時程聯本人也被滬江大學商學院聘為信托系教授。
該書的出版同時也引起政界和學界的普遍關注，在數十幅題字和序的作者中，不乏當時的國府要員和經濟學界巨擘：立法院院長孫科題字“經濟南針”、財政部長宋子文題字“信而有征”，著名學者馬寅初更是對信托公司不吝褒美之詞，直指“調劑資金，運用得法，實為發展經濟事業之要素，此金融機關之所以重要，尤以信托公司為最也”。
書中，程聯敘述了信托發軔和在世界各國傳播的歷史，同時詳盡闡述了信托公司的組織結構和各個部門的實務。
程聯談及“信托中國化”時的諄諄之情，令人感懷。在闡明信托思想和中國古典文化、洵美道德的契合之后，他指出了信托業在中國發展得天獨厚的文化條件，“茍我國商人本其‘道德化’之信實，參以現代商律之裁制，組織信托公司，則其發展必大有可觀。較諸歐美各國以‘物質化’為信托之基礎者，行見駕乎其上矣。”
回顧程聯所處的時代，清末海禁始開，歐風東漸，傳來的不僅僅有先進的技術，同時也有逐利的物欲，因此投資者往往都以投機為主要目的，“只炫于厚獲，固未嘗計其奸慮”，最終導致了“信交風潮”的發生和人們對于信托這個新生事物的懷疑。
鑒于此，程聯指出：“已可概見我國之辦信托，多失信托原則，不徇正軌，以虛詭為懷，以致重遭失敗，此后操是業者宜引為殷鑒。”
從我認知信托的歷程來看，初看是金融，再看是法律，認真感悟，是人性。我常想，信托為什么會產生呢？為什么一個人可以把自己的全部財產，甚至于妻子兒女都托付給另外一個人呢？是基于對人性中“善”，而我們建立的法制又進一步去保護這種“善”。
在信托發源之初，擔任受托人是一種榮耀，而為什么在信托業如此發達的今天，受托人卻變得如此卑微，甚至備受詬病呢？程聯八十年前的告誡給了我們啟示。
在那個動蕩的年代，程聯對于信托業的信念與豪情每每令我動容，“夫信托發達則百業隨之而振。蓋信托者，百業之居間，社會之維系也。編者于此，對于我國信托業具無限之希望焉。”
顯然，程聯是一個“信托控”。但我想，讓程聯迷戀的，絕不僅僅是信托公司，而是信托這樣一種制度，這樣一種文化。
在中國金融資產快速重構，資產管理行業“爆發式”增長的當下，宣揚信托制度的魅力，普及推廣信托文化，具有特殊的意義。信托，絕不僅僅只與信托公司有關。
我同意中信信托董事長蒲堅的一個觀點：“中國未來幾十年的發展將是一個逐步“信托化”的過程，主要表現為公眾將更多地利用信托關系理財，政府和機構將更多地利用信托服務，信托資產占GDP的比重將不斷增加。”
在這樣一個“信托化”的歷史進程中，信托關系不應該，也不可能被信托公司所壟斷(現在也沒有被壟斷)，信托制度的“普惠化”將是一個不可逆轉的潮流。
有鑒于此，我誠邀銀行、[注冊香港公司 咨詢服務] 信托、證券、保險等諸種金融業態的從業者，特別是泛資產管理行業從業者，都來了解信托，感知信托制度的魅力。社會各界有識之士都來思考如何利用信托制度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和國民福祉的增進。
《世界信托考證》一書是了解信托制度在世界各國演變歷程，及民國時代我國信托業發展狀況的重要史料，值得一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