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商務部發布了《境外投資管理辦法（修訂）（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征求意見稿”），5月15日前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以進一步促進和發展境外投資，提高境外投資便利化水平。這是2009年3月16日商務部發布《境外投資管理辦法》（商務部令2009年第5號，以下簡稱“2009年5號令”）以來商務部對于《境外投資管理辦法》的第一次修訂。相比于2009年5號令，征求意見稿更加清晰明確并為企業的實務操作提供了更多便利。

　　征求意見稿明確了“企業開展境外投資的經濟技術可行性由其自行負責”。除了涉及敏感地區和敏感行業的情況之外，[開曼注冊公司]其他企業境外投資全部實行3個工作日之內的備案制。對此，上海市商委對外經濟合作處處長孔福安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專訪時表示：“我認為這次最大的變化是把境外投資的自主權交還給企業。備案制實際上就是政府采集信息以便于事后管理和服務的一種制度。應該說征求意見稿最大的特點我覺得是落實了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精神。”

　　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決定》提出，擴大企業及個人對外投資，確立企業及個人對外投資主體地位，允許發揮自身優勢到境外開展投資工作。

　　孔福安表示這次征求意見稿按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精神，確立了企業對外投資主體地位。企業做不做境外投資、怎么做境外投資實際上由企業自主決策。

　　征求意見稿第六條規定“企業境外投資涉及敏感國別（地區）和敏感行業的，報商務部核準；企業其他情形的境外投資，報商務部和地方省級商務主管部門備案。”對此，孔福安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政府只判斷企業境外投資是否屬于敏感國別（地區）和敏感行業。除此之外，企業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或者怎么干，政府部門不發表意見。”

　　相比于2009年5號令，修改意見稿取消了以下兩種情況的核準要求。

　　首先是特殊目的公司（Special Purpose Vehicle，以下簡稱“SPV”）。根據2009年5號令第三十七條的解釋，[注冊馬紹爾公司]特殊目的公司系指企業為其實際擁有的境內公司權益在境外上市而直接或間接控制的境外公司。孔福安表示，去除對于SPV核準的條例是因為SPV含義發生了改變，“以前的SPV是指為了境外上市而設立的公司。而現在SPV是境外投資并購的一種架構設計，是企業對外投資的十分普遍的一種形式。實際上沒有必要把這種形式列出來專門講，企業自己決定采取何種方式（進行對外投資并購）。”

　　其次是并購類境外投資。2009年5號令第十二條第五款規定“并購類境外投資須提交《境外并購事項前期報告表》”，而在征求意見稿中去除了此項規定，孔福安表示這也屬于對外投資形式的問題。對于并購類境外投資和新設類境外投資將一視同仁，政府部門不加干預。同時他指出：“就"小路條"政策，行業有不同的看法。這其實是干預企業競爭的一種方式。為什么一定要一家企業，保障一家企業的權利。這家企業到底是否是最合適的企業，你政府來判斷這個事，而不是市場來判斷這個事，我覺得是有問題的。你一個行政部門進來說這個可以做，那個不可以做。我覺得資源配置這件事，交給市場更加合適。”

　　弘毅投資總裁趙令歡此前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曾指出，從審批制到備案制，如果僅從一單業務上來說，是時間的便利。但這背后的意義，是政府職能的轉變。孔福安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境外投資企業看到的更多是個別點上的，而政府看到的是面上的。因此，政府要做的更多的是引導企業的工作。”

　　征求意見稿中，第四章（境外投資行為規范）和第五章（管理和服務）兩個章節增加了對于環境保護和企業文化建設的一些指導性意見，并調整了個別語句。

　　大成律師事務所海外投資中心理事長、[注冊新加坡公司]合伙人吳明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專訪時表示：2009年5號令制定的5年以來，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并購時遇見許多安全健康環保（Safety、Health、Environment）方面的合規性問題。輕則被罰款，遭受環保組織的投訴，重則遭遇罷工甚至導致投資失敗。商務部這些條文的推出是在總結和吸取5年來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所推出的指導性規范。

　　對此孔福安表示：“跨國公司經營一般都有如《OECD跨國公司行為準則》、聯合國全球契約計劃這樣一些國際通行的規則。這些準則對于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常常碰到的各種環境保護、人權、勞動標準和反腐敗等方面都有所說明。政府在這個征求意見稿中把這些國際通行的規則和企業講清楚其實是一種倡導。如果企業沒有做好這些工作，可能會導致對外投資并購的不成功。因此很有必要出臺一些引導性、規范性和導向性的文件，從而讓企業走得更好走得更穩。這實質上是對于企業的一種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