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匯率市場陷入新一輪混戰，人民幣也難以獨善其身。近日，人民幣出現暴跌，盡管央行上調人民幣中間價，但即期較中間價大幅下跌凸顯人民幣做空動能的強勁。

1月26日在岸、離岸人民幣雙雙大幅走低，在岸人民幣暴跌逾200點，最低觸及6.2531，創去年6月以來新低。香港離岸市場人民幣兌美元即期早盤一度跌至6.2643元，創近八個月新低。

人民幣即期匯率暴跌，[注冊薩摩亞公司]幅度逼近中間價2%的官方允許單日浮動的下限。人民幣即期較中間價折價達1.85%，創歷史最高紀錄。此外，人民幣兌歐元今日升至7以上，是2001年以來首次。

美元主導全球經濟金融周期，美元周期的轉變是認識全球經濟金融體系的前提。美聯儲退出QE，這是美聯儲從過去10年的量化寬松周期開始轉向緊縮周期的開始。如果參考美國貨幣政策周期與美元周期的關系，美元強勢周期可能會持續4-5年左右。這將導致其他非美系貨幣出現一輪貶值潮。

全球主權貨幣新一輪洗牌

事實上，全球主權貨幣新一輪洗牌過程正在不斷展開。近日，歐洲央行如期啟動歐版QE，實施更大規模的資產購買計劃來擴大資產負債表，并宣布從今年3月起每個月購買600億歐元債券，持續到2016年9月，總規模預計1.08萬億歐元，歐洲央行對口通縮與支持經濟增長的決心非常堅定。

與此同時，全球正在掀起新一輪降息潮。去年年初至今，已有土耳其、丹麥、瑞士、印度、埃及、加拿大等12個國家的央行步入降息周期，只有巴西、俄羅斯和新西蘭因國內通脹和本幣貶值等因素困擾逆勢加息之外，許多國家紛紛降低基準利率或實施寬松政策，甚至一些國家主動誘發貨幣貶值，全球貨幣戰一觸即發。

匯率與資產價格有很大相關性，對人民幣匯率在短時間內持續下跌，以及所可能產生的連鎖性絕不可低估。由于以人民幣跨境貿易、人民幣存款和人民幣債券三個指標來衡量的離岸市場規模還比較小，更容易受到全球跨境資金流動的沖擊，離岸人民幣自然首當其沖，在岸、離岸人民幣雙雙大幅走低。在岸人民幣暴跌逾200點，最低觸及6.2531，創去年6月以來新低。離岸人民幣暴跌逾100點，表明已經大幅減少離岸人民幣頭寸，貶值預期開始形成，并可能對中國經濟造成新的沖擊。

一方面，QE推出后，美元升值，人民幣跟隨美元兌歐元也相應升值，2014年以來，歐元兌人民幣已經貶值近13%，今年迄今為止貶值6.4%。歐元區和美國同屬中國兩個最大的貿易對象，歐元的大幅貶值將對中國出口形成負面影響。另一方面，其他國家競爭性貶值導致人民幣相對堅挺，并不利于中國貨物貿易出口。

新興經濟體的金融體系脆弱

本質而言，新興市場國家的金融體系脆弱性與完全浮動匯率機制加劇了風險的暴露，比如亞洲金融危機的發生就與金融自由化進程相關。在華盛頓共識和IMF的推動下，上世紀80-90年代正是全球資本賬戶自由化的高峰時期。

以東南亞和拉美國家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開始大力利用外資發展經濟，但與此同時并沒有建立完善的資本管制防火墻，尤其是對資本流出的管理過于寬松，特別是那些外債比例高、經常賬戶赤字較大、且外匯儲備匱乏的國家遭致猶如“銀行擠兌”一樣的“宏觀擠兌”，直至導致金融危機。

美國作為全球中心國家，其貨幣、信用的擴張與收縮，將通過金融與貿易渠道向全球傳導。美聯儲在今年加息將是大概率事件，美元強勢周期已經確立，在此大背景下，其他非美貨幣兌美元貨幣波動性勢必由此增強，許多外圍國家不得不面對保羅·克魯格曼的“不可能三角悖論”，并可能出現全球新一輪貨幣貶值潮和資本外流等系統性風險。

“不可能三角悖論”意味著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的自由流動性以及匯率穩定性這三個目標是無法同時實現的，如果要滿足其中的兩個，就必然要放棄一個。國際資本的大量流入/流出實際上就是滿足資本自由流動的目標，但直接沖擊了一個國家的匯率和貨幣市場。

人民幣國際化潛伏危機

國際清算銀行數據顯示，當前全球每天日均4萬億美元的外匯交易中，只有2%是因貿易和國際投資引起的，其它都是投機性交易。這些投機資本對各個金融市場 匯差、利差和各種價格差、有關國家經濟政策等高度敏感，并可能出現過度反應，從而對整個金融市場產生不可逆的正反饋機制。事實上，此次金融危機、債務危機，乃至大宗商品價格與新興經濟體的資產泡沫無一例外都有跨境資本的“興風作浪”。

近兩年，[薩摩亞注冊公司]短期投機資本以及人民幣套利風潮興起積累了大量的風險，決不可小覷。貨幣當局要對離岸市場和在岸市場匯率波動加強管理，密切關注人民幣貶值影響及可能產生的連鎖反應，避免資產價格的斷崖式下跌和資本大量外流，應考慮征收托賓稅，加強資本流動安全預警機制，切實維護中國金融穩定和金融安全。

從全球層面看，主權貨幣紛爭已經成為各國共同的糾結，而在更深的層次也凸顯出全球金融貨幣治理機制的重大缺失。特別在全球貨幣金融周期大分化的背景下，建立新的全球貨幣治理機制以及更加穩定的全球匯率架構就變得愈發迫切和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