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10月15日，孫中山將乘船從日本前往香港，準備聯合全國十三省的反清力量，共同協商革命大計。得聞此訊，清政府派遣將軍閻孝國前來剿殺。與此同時，以愛國商人李玉堂、《中國日報》社社長陳少白為首的革命人士，也想方設法保護孫中山的安全，記者、編輯、戲班、乞丐、車夫、賭徒、販夫走卒、平民白丁紛紛加入其中。一場驚心動魄的全城追殺保衛戰由此展開……

　　當然，這只是電影《十月圍城》中的情節，同所有香港動作電影一樣，“本故事純屬虛構”。然而，縱觀整部辛亥革命史，以香港同胞為代表的海外力量，確實為革命的成功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們同樣是拋頭顱，灑熱血，將幾代家產，乃至身家性命獻給革命。沒有他們的犧牲，辛亥革命也許就不會發生在辛亥這一年。　　　　特派記者 肖雷 香港報道

　　《中國日報》，在港島誕生的革命黨“喉舌”

　　“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孫中山

　　香港中環士丹利街24號，位于香港最為繁華的中環地鐵站附近，如今是一座數十層的商業寫字樓。若不是香港中西區區議會為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在這座樓前安放了一塊紀念碑，也許沒有幾個人知道，在111年前的1900年，最早通過辦報的方式，向全中國、全世界宣傳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中國日報》，就是從這里印刷出去的。這份報紙的首任社長兼總編輯，就是被孫中山先生稱為“吾弟”的陳少白。

　　至于孫中山創辦該報的原因，終生追隨孫中山、并接替陳少白擔任《中國日報》第二任社長的革命元老馮自由在《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一書中回憶，“自乙未(1895年)廣州一役失敗后，孫總理久在日本規劃粵事，重圖大舉，知創設宣傳機關之必要，始于己亥(1899年)秋間派陳少白至香港籌辦黨報，兼為一切黨務軍務之進行機關”，并稱其為“革命黨革命報之元祖”。也就是說，從籌辦的那天起，《中國日報》就不是一份普通的報紙，而是革命團體興中會的機關報。之所以命名為《中國日報》，正是取孫中山“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之意。1905年，中國同盟會取代興中會在日本東京成立，《中國日報》又成為同盟會的機關報。

　　在香港浸會大學，記者遇到了該校歷史系主任、近代史研究中心主任周佳榮教授。周教授稱，《中國日報》1900年在香港創刊，1911年遷到廣州，1913年被袁世凱任命的廣東宣撫使龍濟光查封。前后歷時14年，是存在時間最為長久的資產階級革命報刊。這十多年間，它一直是資產階級革命團體的輿論宣傳陣地，為民主革命吶喊助威。而之所以選擇在香港創辦該報紙，周教授表示，這與香港特殊的地理位置有著重要的關系。“香港與大陸接壤，卻是英國的殖民地，不受滿清政府的管轄，革命黨人在香港活動，完全可以避開清政府的追捕。并且同日本、美國、歐洲相比，香港最靠近大陸，往來最為方便。”

　　報社成革命籌劃的“大本營”

　　“中國報之社長室不獨為革命軍之樞紐，亦且為革命軍之兵工廠矣”　——馮自由

　　既然是革命團體的機關報，《中國日報》就并非單純意義上的新聞單位，更像是革命的組織和領導機關。辛亥革命之前，多次武裝起義的策劃組織和聯絡工作，都在報館內進行。電影《十月圍城》中，孫中山和十三省的代表會面，密謀在全國范圍內發動武裝起義。劇中會面的地點，就是《中國日報》的地下室。

　　這個情節雖然是虛構的，但是《中國日報》為眾多來港的革命志士提供庇護，歷史上卻是確有其事。

　　1900年初，孫中山領導的興中會決定在廣東惠州發動起義。但是因為港英政府的驅逐令，孫中山無法在香港登陸，只能在當年6月17日，將船停靠在維多利亞灣，并在船旁的小舟上召開軍事會議，安排起義事宜。隨后整個起義都是在香港籌劃，籌劃的具體地點主要就在《中國日報》社。而香港興中會，主要就是負責起義資金、槍械的籌備，以及革命軍的接應。

　　當年10月中旬，革命軍在惠州三洲田取得4次大捷，直逼惠州。然而因日本內閣更換，外交政策大變，導致孫中山的運械計劃失敗，進而宣布起義終止。隨后鄭士良、史古愚、史堅如、蘇卓南、張碩臣等起義領導者返回香港，幾乎全都居住在《中國日報》社，那時的情形用馮自由的話來描述，便是“義師將士群至機關部狼狽求助，報中經濟能力大受影響，殆有不支之勢”，幸好得到富商李紀堂大力資助，才得以維持。這次起義，也是革命黨在香港，以《中國日報》作為“大本營”策劃的第一次武裝起義。